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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（第1页）

在改写修订《》时，心中时时浮起陈世骧先生亲切而雍容的面貌，记着他手持烟斗侃侃而谈学问的神态。中国人写作书籍，并没有将一本书献给某位师友的习惯，但我热切的要在《》中加上一句：“此书献给我所敬爱的一位朋友——陈世骧先生。”只可惜他已不在世上。但愿他在天之灵知道我这番小小心意。

我和陈先生只见过两次面，够不上说有深厚交情。他曾写过两封信给我，对《》写了很多令我真正感到惭愧的话。以他的学问修养和学术地位，这样的称誉实在是太过份了。或许是出于他对中国传统形式小说的偏爱，或许由于我们对人世的看法有某种共同之处，但他所作的评价，无论如何是超过了我所应得的。我的感激和喜悦，除了得到这样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的认可、因之增加了信心之外，更因为他指出，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，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，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。

当时我曾想，将来《》出单行本，一定要请陈先生写一篇序。现在却只能将陈先生的两封信附在书后，以纪念这位朋友。当然，读者们都会了解，那同时是在展示一位名家的好评。任何写作的人，都期待他的作品能得到好评。如果读者看了不感到欣赏，作者的工作变成毫无意义。有人读我的小说而欢喜，在我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事。

陈先生的信中有一句话：“犹在觅四大恶人之圣诞片，未见。”那是有个小故事的，陈先生告诉我，夏济安先生也喜欢我的武侠小说。有一次他在书铺中见到一张圣诞卡，上面绘着四个人，夏先生觉得神情相貌很像《》中所写的“四大恶人”，就买了来，写上我的名字，写了几句赞赏的话，想寄给我。但我们从未见过面，他托陈先生转寄。陈先生随手放在杂物之中，后来就找不到了。夏济安先生曾在文章中几次提到我的武侠小说，颇有溢美之辞。我和他的缘份更浅，始终没能见到他一面，连这张圣诞卡也没收到。我阅读《夏济安日记》等作品之时，常常惋惜，这样一位至性至情的才士，终究是缘悭一面。

《》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《明报》及新加坡《南洋商报》同时连载，前后写了四年，中间在离港外游期间，曾请倪匡兄代写了四万多字。倪匡兄代写那一段是一个独立的故事，和全书并无必要联系，这次改写修正，征得倪匡兄的同意而删去了。所以要请他代写，是为了报上连载不便长期断稿。但出版单行本，没有理由将别人的作品长期据为己有。在这里附带说明，并对倪匡兄当年代笔的盛情表示谢意。曾学柏梁台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，作为《倚天屠龙记》的回目，在本书则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。作诗填词我是完全不会的，但中国传统小说而没有诗词，终究不像样。这些回目的诗词只是装饰而已，艺术价值相等于封面上的题签——初学者全无功力的习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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